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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在《大數據時代》中精髓的觀點便是—可以將充斥世界的海量大數據采用數學算法予以“提純”、鉆取并隨后或抽出規律，或處理成有用信息。或許更形象地采用“黑匣子”來表述大數據的意義—問題從一個端口進去，中間是一個集合成千上萬數據的“黑匣子”，經過一番計算機工程后，答案從另一個端口出去。

按照這樣的思路，倘若能將這項鴻篇巨制的工程上升至國家層面，那想必是極好的。在談論雷軍此次提出的中國夢之前，我們或許可以借鑒下美國的案例。

事實上，早在2012年，美國政府就將“大數據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奧巴馬政府曾宣布投資2億美元拉動大數據相關產業發展，府方甚至將大數據定義為“未來的新石油”。

而美國，究竟從這桶新石油中挖到金子了么？有代表性的案例，拿去年底剛卸任的紐約市長布隆伯格舉例好了。筆者認為，他最大的創新點是創造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政府內創造出來的職位—“首席數字官”。

這個職位的終極職責就是用大數據將紐約帶入到真正的信息時代—比如可以收集建筑物發生火災的頻率、心臟病發作人數、上下班公交、地鐵的高峰點人數對比，甚至當颶風桑迪襲擊紐約時，人們就可以憑數據盡快知道哪里能順利供應水電、加滿油箱。

數據給紐約市府的日常運作帶來顛覆性的意義：更透明。在紐約市政府的網站上，任何人都可下載數據并與他人分享；可度量。此前一些緊迫而復雜問題的方案可以通過挖掘那些未經處理的信息獲得解決。更深遠的意義在于意味著政府的轉型，平民階層因此與政府綁定地更緊密些。

之所以累贅式地嘮叨了這么多，在于為大數據上升為中國國家層面時勾畫了美好一面的藍圖。一大串純粹性的理論陳述或許不如一組案例來得更具象一些。紐約呈現的一角場景或許中國大數據的未來。

當然，既然有優勢當然有憂慮，拋卻外界常講的關于個人隱私泄露的后患外，筆者主要指的是操作和實現方面的難度。

在今年兩會提及到大數據的不僅僅是雷軍，還有李彥宏。李彥宏在會后回答記者問時提及了兩點：一、政府部門有很多數據現在沒有上網，認為沒用；二、即使上網了，人們還沒有建立這樣的使用習慣。

這也是筆者認為擺在大數據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最大障礙。說白了，中國社會還沒有建立起類似實證主義的使用體系。大數據之所以能在美國上升為國家層面，原因是這個國家的確是有“用數據說話”的底蘊的。拿大家熟悉的傳播學領域為例，早在上世紀中葉，傳播學大家—拉扎斯菲爾德就知道如何用定量方法去研究傳播效果的問題。

傳播學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在美國誕生實證主義研究之后，這門科學顯然變成了“社會科學”。這種喜歡靠數據說話的傳統，正是大數據起于美國、盛于美國的重要前提。

回頭想想，中國可以么？至少在相關人文學科上，還沒形成依靠數據說話、實證主義研究的大氛圍，這個看看本、碩學生的畢業論文就大概有個了然。

中國人對數據的應用上還處于極度不自信階段，缺乏政府機構的意識，也缺乏公民的推動。比如一項政策的出臺，有時會陷入“朝令夕改”的尷尬境界，這歸根于事先的調查不徹底，比如曾實行過的闖黃燈受罰的政策然后又暫緩實行。如果事先有一組數據來證明闖黃燈與出現交通事故的概率有多大，或許就可以直接實現“非常明朗”的政策，少走些彎路。所以在將大數據上升至國家層面上時，必須首先培養整個社會對使用數據的自信。

當然，中國在大數據方面也存在很多優勢的，在數據源的采集上，各種硬件、軟件、軟硬結合的智能硬件等設備在國內發展如火如荼；在應用平臺方面，電子商務網站的交易額，阿里已經超過Amazon。倘若能將這些大數據有效利用起來，該是一座多么大的金礦！大數據在IT圈大佬們的建言之下又亮了。 “大數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目前主要是各地政府出臺了一些大數據行動計劃或實施方案，但國家層面上沒有制定切實有效的大數據戰略。”在今年兩會上，小米董事長雷軍建議，迫切需要從國家層面上制定大數據發展規劃。以往大數據的探討多停留在行業圈，如今提升至兩會議案將大數據層次的探討又邁進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