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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化正以不可逆轉之勢深刻改變著人類社會。十一屆市委十次全會提出一個全新概念：城市數字化轉型。上海將瞄準未來數字城市的特征和趨勢，通過全面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打造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數字之都。

（攝影：孟雨涵）

究竟何為城市數字化轉型？上海此時提出這一概念有何深意？又會給上海帶來哪些改變？

首提：整體性轉變

數字化可以給城市帶來什么？

以這次疫情應對為例，上海高效依托“一網通辦”和“一網統管”共享疫病防治數據信息，通過條塊結合快速準確將疫情通知各部門，同時通過大數據排查重點防疫人群，迅速形成了疫情防治最小單元格和社區共治體系。在經濟領域，數字化更催生出大量顛覆性的新模式、新業態，在線教育、生鮮電商零售、“無接觸”配送等在線新經濟讓上海經濟得以快速復蘇。

“上海提出城市數字化轉型是世界大勢所趨、城市治理所需。”上海智慧城市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盛雪鋒說，數字化正席卷全球，全球城市都面臨數字化浪潮的沖擊，英國發布“數字憲章”、日本推進“超智能社會”、新加坡提出“智慧國計劃”。數字化已成為打通經濟社會運行堵點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超大城市復雜巨系統，越來越需要通過數字化手段進行高效管理。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主任鄭磊認為，與此前不少地方提出的政府數字化轉型、產業數字化等某個領域的數字化相比，上海是在全國首個提出整體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城市。這也是對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數字化發展作為“十四五”一項重大舉措的呼應。“以前的文件中有關數字化的表述大多散落在各個板塊，比如，分別在有關經濟轉型或社會治理的板塊里提到要加強數字賦能等，更多是將數字化視為工具，用以輔助實現某個具體目標，而這次是將數字化轉型的內容整合起來，本身就作為一個目標了。”

對上海來說，城市數字化轉型是一次“整體性轉變”，不是某幾個領域的“單兵突進”。

正如全會提出的，其涵蓋城市生產、生活、生態方方面面，包括經濟數字化、生活數字化、治理數字化等各個領域。對此，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周向紅解讀，上海的城市數字化轉型一是善政，即打造數字化政府，提高政府柔性化治理、精細化服務；二是惠民，便捷民眾在醫療、教育、交通等全方位的生活需求，建設宜居城市；三是興業，借助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實現企業生產智能化、運營數據化、管理智慧化、營銷精準化，提升組織績效與根本競爭力。

經濟、生活、治理的數字化又是相互協同的。只有通過數字經濟培育發展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等產業，才能為政府治理提供手段；反過來，數字經濟也需要政府創新數字治理、創造良好的環境；而數字生活起來了，數字經濟也才能更持久繁榮。

優勢：智慧城市打基礎

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信息化“微更新”，上海的城市數字化轉型是一種“全方位賦能”。

專家表示，以前不少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設更強調某一領域、某一片段的數字化賦能，數字化應用呈現“煙囪林立”、各自為戰的狀態。城市數字化轉型，旨在充分釋放數字化蘊藏的巨大能量，讓整個城市更聰明、更智慧，進一步提升城市巨系統的產出、配置、運行效率。

這次上海提出的城市數字化轉型，還特別強調這是一次“革命性重塑”，不是單純的技術手段迭代，而是以大數據深度運用為驅動，倒逼城市管理手段、模式、理念深刻變革，引領生產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全面創新。

鄭磊對此深有感觸。過去十年技術發展突飛猛進，但技術再強也需要企業和政府主體真正用起來，將數字技術融入經濟、生活和治理中去。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中，老思維、老套路是行不通的。“新技術只是提供了基本條件，能不能真正實現轉型還需要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的創新。”

周向紅也認為，城市數字化轉型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技術要與好的流程匹配，城市數字化轉型不能為技術而技術，還需要通過技術與商業模式、民生場景緊密結合，才能更好地釋放技術紅利。”

城市數字化轉型這一新理念的提出，不是憑空想象，上海是有基礎的。

就在前不久舉行的2020全球智慧城市大會上，上海從全球350個城市中脫穎而出，摘得“世界智慧城市大獎”。榮耀背后，是上海智慧城市建設的十年積累。全球智慧城市大會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毛輝東就表示，上海的智慧城市建設非常領先，“兩張網”就是像牽起牛鼻子的兩條繩索，牽引著上海的智慧城市建設包括城市治理、電子政務一路向前。

同時，數字經濟也正釋放出蓬勃動能。緊扣后疫情時代的消費需求轉變，上海大力發展在線新經濟，今年1—9月，新一代信息技術產值逆勢增長8.4%，與之配套的數字基礎設施也日益完善，5G基站已超過3.1萬個。

普華永道中國城市建設和地產行業戰略咨詢合伙人唐海燕認為，伴隨數字化產業的不斷積累，以及智慧城市建設的效應迭出，上海具備了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底氣”。

未來：體現中國高度

誠然，上海智慧城市十年建設成績顯著，但原有的模式與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大都市定位仍有差距，比如存在重項目建設、輕頂層設計；重政府投入、輕市場運營等深層次問題。

城市數字化轉型是上海塑造面向未來、面向2035城市競爭力的關鍵之舉。

盛雪鋒表示，“整體性轉變、全方位賦能、革命性重塑”三點內涵是相互交融、相互促進，而不是孤立的。整體化轉型必然意味著全方位的賦能，要實現這些必然要有革命性的重塑，可以理解為“一個目標、兩大驅動”。“整體化轉型是目標、技術驅動實現賦能、機制驅動實現重塑，后面兩個驅動本身就是互為依托的。”

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中的“轉型”二字，同樣意味深長。

專家認為，與以往相比，轉型更突出“統籌”要求。要面向未來做頂層設計、形成機制，囊括各領域、調配各部門、覆蓋各區域、發動全社會，搭好數字城市的框架，打通數據應用的瓶頸，激活應用場景的開發。

“轉型”也應更突出“社會”屬性。在“兩張網”基礎上，數字化要進一步面向社會領域，服務社會群體，鼓勵社會參與。鄭磊建議，在城市數字化轉型中要特別注意“數字弱勢群體”，要專門針對老年人的數字化能力，采用具有人文關懷的設計。推進整體性轉變要帶上全體市民，而不僅僅惠及數字化的強者，數字化轉型的目標應是實現“數字包容”，而不是加劇“數字鴻溝”。同時，在推進數字開放使用中，要保護好公民隱私，謹慎識別和防范數字技術的各類潛在風險。

立足國內大循環中心節點、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鏈接的定位，是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的重要突破口。

周向紅建議，上海應著重打通數字高速公路、數字科技與數字金融的壁壘，從而提高對資金、信息、技術、人才、貨物等要素配置的全球性影響力，實現數據資源與國際對接，打造數字經濟流通的全球樞紐。

通過未來的城市數字化“轉型”，上海完全可以轉出新的戰略優勢。一方面，通過城市數字化轉型，上海率先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樹立行業標桿、打造國內樣本，實現可復制、可推廣；另一方面，通過在經濟、生活、治理等領域的數字化建設，達到世界一流城市的水平，甚至實現超越，體現“中國高度”。

                                         （原載于2020年11月30日《解放日報》）